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橋頭事件四十週年，當年參與者之一的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說，橋頭事件是民主運動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事件，參與者面對的是對歷史的使命感與一個身為台灣人的責任。談起事件經過，施明德說，「黨外助選團」是二二八事件後首度出現的反對派政團，五人小組成員有他以及許信良、張俊宏、林義雄、姚嘉文，由他擔任總幹事。黨外助選團當時決定籌組黨外常設機構、散發黨外國是聲明，並計畫在高雄舉辦黨外餐會，由余登發具名邀請。「橋頭事件是民主運動發展過程中，必然會出現的事件」，施明德說，當時黨外運動多聚焦北部，希望能往南擴展，因此他南下拜會，希望余登發做為黨外運動在南部的領頭羊。施明德還原經過說，當年一月十八日他南下高雄向余登發報告黨外餐會的計畫，隔天兩人相約到高雄高苑工商勘查餐會會場，結果後面跟著一群特務。當天晚上，施明德向黨外助選團成員的陳菊等人簡報與余登發討論的情況，施明德說，這場黨外餐會包括統派的人也可加入，後來有人說，因為這個決定，國民黨才抓人，根本胡說八道，「國民黨要抓人不是這樣，昨天談、今天抓，應是一整套（整肅計畫）。」當年一月廿一日施明德與助選團成員張俊宏、許信良、王拓等人的討論過程中，許榮淑致電張俊宏，告知余家父子被抓。施明德轉述，許信良當時認為，抓余登發父子已是一種攻擊行為，連在高雄擁有勢力的余家都抓，還有什麼不敢抓，不能再坐等別人宰割。於是討論幾種行動方案後，最後決定「遊行抗議」。施明德認為，余登發受高雄當地人愛戴、任何政治運動都不能脫離群眾，捨台北就高雄，可收「出其不意」之效，主張到余登發老家橋頭鄉抗議，獲與會者同意。地點選定後，隨即展開聯繫工作。考量當時氛圍，擔心如果直接講明要遊行抗議，可能很多人不會去，因此，決定「用騙的」；對外都說因為余家父子被抓，要一起到余家關心，「遊行」一個字都不能提。施明德說，到余家慰問時，許信良拿出事先擬妥的聲明稿說，如果再不敢反對政治迫害，表達對軍事統治的痛恨，只有任其宰割，天理、公道將從此消失。談起橋頭事件對台灣民主的影響，施明德表示，當年面對的是死亡、囚禁、無利可圖、是對歷史的使命感與一個身為台灣人的責任。